证券时报记者 沈述红
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有一张“老面孔”，他就是王立新，现任基金公司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久的一位。2006年，他坐上银华基金总经理的位置，一晃20年已过。
他的公募职业生涯，几乎与行业同步成长。29年前，公募基金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概念。彼时，莲花山上，监管层召集的“群英会”，是第一批拓荒者的集结号，他在场。从那以后，这个行业所有的浪潮他都赶上了：封闭式基金一夜爆火，开放式基金蹒跚起步，货币基金进入千家万户，权益基金从云端跌入谷底又艰难爬起，ETF跑马圈地，多资产业务次第开花，保险资金入市，社保基金入市，企业年金入市……每一轮周期，他都在，每一次投资的重大变革，他也都在。
他的公募生涯也几乎与银华基金重合，银华基金成立于2001年，是因清理老基金问题由证监会第二批批准设立。截至今年3月，公司资产管理总规模突破1.2万亿元，已成为一家拥有社保基金、企业年金、职业年金等全牌照的基金公司。
比起复盘历史，王立新更习惯追问本质。这种思维方式，或许与他早年在北大哲学系的学术训练不无关系：看问题不满足于表面，总要拆解到最底层的因果。
行业走过了二十八个春秋，银华基金也迎来了自己的二十五周年。近日，在证券时报“人民财讯・大观”栏目采访中，王立新谈到一个正在发生的转向，公募基金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审视：从“规模至上”到以“投资者为本”，从明星基金经理崇拜到体系化能力建设，从较高费率模式到让利于民的降费潮。这些变化的背后，是全行业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我们究竟为谁存在？
投资者获得感：一个需要长期求解的方程
规模至上曾是公募基金行业的信条，手段也不复杂：多发产品，追逐热点，不断扩张。这套略显粗粝的打法，在特定阶段有其合理性，它让公募基金逐渐成为大众理财的主力工具，成为居民财富配置中不可忽视的一极。
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醒目，行业长期陷入一个怪圈，市场高点时新基金热销，投资者蜂拥而入；市场低点时无人问津，割肉离场。结果是，基金净值增长与基民实际收益之间出现巨大落差。一段时间内，“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”成为屡屡被诟病的行业痛点。
这背后有许多客观原因。过去，A股市场“牛短熊长”的特征延续多年，波动率居高不下；部分上市公司治理不完善，财务造假时有发生，真正具备长期成长性的优质公司相对稀缺。
但基金公司自身的责任同样无法回避。譬如，在市场高涨时大力发行基金，利用市场的热度扩张规模。这种顺周期的经营模式，容易放大市场波动。叠加投资者追涨杀跌、持有期短、过度交易等非理性行为，导致市场步入下行阶段时，整体客户盈利面、盈利水平不佳。
监管层显然意识到了上述问题。近两年，一系列高质量发展文件、费率改革、回归业绩比较基准的指引密集出台。这些政策的核心指向同一个方向：推动行业从以产品为中心的规模竞赛，转向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回报导向。
王立新对此表示：“监管层对市场的认识非常深刻，改革方向符合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。”在他看来，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公募基金不再只是资管子行业的一部分，而是要在居民财富管理、长期资金配置、资本市场稳定乃至服务国家战略中，承担更明确的制度性角色。
银华基金的前瞻性在于，其内部的改革节奏与监管导向高度吻合。近年来，当行业还在讨论方向时，银华基金已经启动了“小巨人计划”，要求基金经理回归基准、稳定风格，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。此后，公司还逐步建立了策略模块化平台，研究员把经验、方法、数据和策略能力沉淀为可拆分、可比较、可组合、可迭代的模块。
当然，任何单一手段都难以彻底解决投资者获得感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求解的方程。监管定调之外，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还需要时间，行业行为的纠偏亦需要共识和约束，投资者教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但有一些方向是确定的。王立新分析，产品端，需要提供更多风险收益特征清晰、波动可控、适合长期持有的产品；销售端，需要从首发导向转向保有和陪伴导向，让产品卖给真正适合的人；投顾端，需要借助AI技术手段，让专业的配置服务下沉到更广泛的客群，实现真正的“千人千面”。
他特别强调制度设计在其中的作用。以养老金为例，据他观察，美国养老金体系（包括401K和IRA）之所以成功，不是因为投资者变得更理性，而是定期定额投入、长期锁定、分散配置等制度设计强制他们变得理性。这种“被动正确”的机制，比任何说教都有效。
如今，中国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刚刚起步，规模尚小，体验也尚待验证。但从长远看，王立新认为，这是解决投资者获得感问题的根本路径之一，“让制度帮投资者克服人性弱点，或许比期待所有人变得理性更为现实”。
回归基准，不等于放弃主动
密集落地的基金行业新规中，关于回归业绩比较基准的讨论较为热烈。
有一种声音认为，过于强调跟踪基准会导致投资策略同质化，基金经理的主观能动性是否会被压制？
王立新不这么看。“回归基准并不意味着主动管理失去价值，恰恰相反，它要求主动管理在清晰的边界内创造超额收益。”他认为，过去的问题在于，很多产品的风格定位模糊，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随市场热点漂移，投资者很难搞清楚自己到底买的是什么。
一个稳定的、可辨识的风格，是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前提。如果一只基金的持仓风格频繁切换，即便阶段性业绩亮眼，也无法成为投资者长期配置的工具。“天才型的、全能型的基金经理较为罕见，大多数人的辉煌业绩往往只是风格与特定市场环境偶然共振的结果，他们很难在所有周期中都做对。”王立新表示。
他认为，与其追逐极少数全能型明星，不如让基金经理在自己擅长、有稳定超额收益的领域深耕。当基金经理风格稳定之后，投资者才能根据自身需求，相对准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，这也为后续的资产配置和投顾服务创造了前提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回归基准不是对主动管理的削弱，而是行业从依赖个人灵感的作坊模式，转向可积累、可预期、可回溯的体系化能力的升级。
平台化是基金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
过去几年，公募基金行业经历了一轮热门基金经理的集中出走。每一次出走，都伴随着大量客户的被动调仓和基金公司的品牌损失。更深的创伤在于，在规模膨胀之后，一旦风口转向，很多被“神化”的基金经理也难以对抗周期，行业因此付出了投资者信任流失的惨痛代价。
这种现象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：公募基金的核心资产究竟是什么？如果一个人走了，整个业务板块就难以为继，那这样的公司治理和体系能力是否存在缺陷？
行业正在寻找答案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，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从“造星”转向平台化建设。所谓平台化，不是否定优秀基金经理的价值，而是把个人能力沉淀为组织能力——研究框架、投资方法、归因分析、风险控制，都应成为可积累、可复用、可迭代的体系资源。
这件事，银华基金已经摸索了三年。先以“小巨人计划”厘定风格边界，让基金经理锚定基准、守住能力圈；后续他们的投资运作被拆解、被归因、被评估，超额收益来自哪里？是行业配置还是个股选择？这个能力在持续还是在衰减？这些问题，体系可以给出比个人经验更客观的回答。
研究员再以“策略模块化平台”沉淀能力，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可拆分、可组合、可迭代的体系模块。更进一步，当策略模块足够丰富、归因足够清晰时，不同策略之间可以相互组合，生成新的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。固收策略可以和周期股策略叠加，量化模型可以与基本面选股结合。这既提高了投研资源的利用效率，也为多资产配置提供了更扎实的工具基础。
平台化的最终目的，是让基金公司的竞争力不再系于少数个人，而是建立在系统之上。这不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否定，而是对一个更成熟行业的必然要求。
公募基金的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
与王立新对话，很少听到口号或预测。他更愿意谈现实，谈内在逻辑和长期积累的价值。
对于公募基金行业的长期前景，王立新是乐观的。这种乐观不是基于短期政策利好或市场反弹，而是基于一个更底层的判断：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必须依靠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阶段。创新驱动、新质生产力、债务化解、居民财富增值等，这些重大命题的求解，都绕不开一个健康、有深度、有耐心的资本市场。
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，又离不开机构投资者的力量。公募基金作为其中最透明、最规范、最贴近大众的参与者之一，其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。
但乐观不等于轻松。行业正面临多重挑战，包括费率下降压缩盈利空间、“资产荒”增加了配置难度、投资者信任修复需要时间、AI等技术变革带来不确定性等。每一道都是难题，没有捷径可走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公募基金才走到了一个真正需要比拼内功的关口。过去那些靠风口、靠明星、靠规模扩张便能高歌猛进的日子，正让位于对专业、对体系、对长期主义更严苛的检验。谁能在周期中守住方向，谁愿意在困境中沉下心来做难而正确的事，谁可以切切实实为投资者创造真实价值，谁才能最终被时间记住。
于银华基金而言，应对这些挑战的底气，不是短期的策略取巧，而是长期形成的信义文化、专业能力、组织经验和市场信誉。一家机构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意义，不在于它攒下了多少规模，而在于它经历过周期、见过变化，更知道什么能力是可以沉淀、可以复制的。未来最重要的，是把历史积累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新能力，围绕投资者利益、国家战略和行业新规则，把体系化、工业化、平台化能力进一步做深做实。
用王立新的话说：“真正有意义的叙事，不是我们走了多远，而是我们还能为投资者、为行业、为国家多做什么。”
王立新：不追短期锋芒 只做长期答卷
证券时报记者 沈述红
近日，证券时报“人民财讯・大观”栏目特邀银华基金总经理王立新，分享一家老牌公募25年的战略演进心路历程，透视行业的路径选择、理念更迭与未来命题。
投研工业化分两步走
证券时报记者：银华基金内部推行的“小巨人计划”和策略模块化平台，听起来是要让体系发挥更大作用，这套逻辑背后的核心思路是什么？
王立新：在我们的战略规划里把它分成了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近年来开始的“投研工业化1.0”，也就是“小巨人计划”，其核心是解决超额收益不稳定的问题。主要通过基金经理画像，把他们的稳定风格、优势能力、客户定位沉淀下来，考核也围绕这些进行。如此一来，投资者就知道，这只基金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。
第二阶段是“投研工业化2.0”，也就是策略模块化平台。主要对基金经理的业绩归因、超额收益来源和可持续性做精细拆分。研究员在策略模块化平台的不同模块之间可以互相调用、组合，生成新的策略，最终走向“平台赋能”，为多资产、组合管理和未来智能化升级打基础。
证券时报记者：这种平台化思路和当前低利率、高波动的市场环境有什么关系？
王立新：关系很大。现在全社会资产回报水平都在下降，可投的资产越来越少。投资者一方面面临“资产荒”，另一方面又不敢承受大波动，传统的单一策略很难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。而多资产、多策略的组合，能够把低相关性的策略放到一起，用一类资产的收益力争去平滑另一类资产的波动，追求呈现出波动较小、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。
这就是我们说的“合意收益”产品。未来在中国，这类产品的市场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。居民有几十万亿级的定期存款逐渐到期，如果能提供好的产品，“存款搬家”才会真正发生。
从个人最优到整体最优
证券时报记者：你认为未来基金公司的考核体系，最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什么？
王立新：未来考核一定要从重规模、重短期排名，转向重长期业绩、重基准约束、重投资者盈利体验。从经营角度看，也要处理好个人最优与公司整体最优的关系，避免只追求规模、高排名而忽视业绩的可持续性。真正有效的机制，不是简单压指标，而是通过组织设计、团队协同和清晰激励，引导优秀基金经理在可控前提下承接更大责任。
长周期考核的本质，是把短期冲动压下来，把长期能力和信义义务提上来。这背后考验的，不只是薪酬制度，更是从董事会到管理层和整个公司治理体系，能否自上而下全面坚守投资者利益至上的初心。
证券时报记者：降费潮之下，公募基金行业利润空间被显著压缩，这会引发怎样的行业分化？
王立新：降费是大趋势，国外也是这样。短期看，基金公司收入会受影响；长期看，会倒逼机构放弃过去那种靠新发产品冲规模的粗放模式，转向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。那些只能靠高收费、高换手维持生存的模式会越来越难，而有真实投研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机构，反而会在洗牌中受益。
尤其是销售费用改革后，行业将从新发驱动转向保有经营，更注重客户陪伴和长期持有体验，从而推动行业回到透明、公平、长期服务客户的逻辑上来。对我们而言，这意味着市场条线也要从单纯销售支持，升级为与投研、产品深度协同的能力平台。
技术是变量
长期主义是不变量
证券时报记者：人工智能（AI）正在快速进入金融业，基金公司目前的应用处在什么阶段？您觉得它会带来哪些改变？
王立新：坦白说，国内基金行业整体紧迫感还不够，对AI的应用还停留在相对粗浅的层面。我认为，AI最先改变的，未必是最终的投资结果，而是信息获取、研究覆盖、响应速度和内容表达方式。但在长久的未来，AI改变传统投研作业模式或许不是杞人忧天。基金公司必须把AI当成战略级别的变革，而不仅是一个效率工具。
证券时报记者：你对公募基金行业的中长期前景比较乐观，这种判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
王立新：中国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我们必须发展好资本市场。公募基金作为其中最透明、最规范的力量之一，它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走正道的保障。只要坚持投资者为本，坚持做长期正确的事，行业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宽。当然，过程会很艰难，但哪个行业不是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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